“邪教”在我国作为一个名词正式被官方使用，出现在明代万历朝以后。在此之前，政府对“邪教”多称“邪神”“左道”“妖道”“邪门外道”。《明律集解·附例》记载：“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我国《刑法》第３００条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这一定义揭示了邪教的基本特征和常用手段，确定了邪教的“非法组织”的属性。

邪教是对正统宗教教义的歪曲和异化，它一旦和非法目的结合起来，就容易催生违法、犯罪行为而威胁到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应当构建起邪教综合防治体系。

邪教的主要特征

自古以来正统文化或宗教的开创者和传承者，几乎都是默默无闻、平实无奇的教育家。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都是一生致力于社会教育，从来没有哪一位圣人宣称自己是最高的、最大的。孔夫子教人谦下，老子教人虚怀若谷，释迦牟尼教人无我，耶稣教人谦卑和节制，但邪教“教主”往往表现出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特点，在宣扬其“教义”时有意强调自己的全能，强调自己胜过古今中外一切的圣人，是信众的“教主”。

邪教常以健身或治病吸引信徒。邪教往往宣称可以治疗现代医学都无法医治的各种疑难杂症、绝症，甚至宣称不需要就医或服药就能治好疾病。一些病患往往因治病心切，而不知不觉进入了邪教的圈套。

邪教夸大宣扬灾难。邪教惯用的一个手法，是用一场大的灾难来恐吓教徒，明示或暗示灾难为期不远，信者才能得救。邪教“教主”多假借正统宗教的名义，粗解经文、妄说神通。有的邪教歪曲《圣经》的“末日审判”的教义，佛教经典中“大、小三灾”等内容，恐吓信众说灾难就在眼前，宣扬“世界末日”“信者才能得救”。

邪教“教主”通过建立等级森严的非法组织聚敛财富，谋取美色，或者实现非法政治目的。

邪教综合防治体系的构建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需要运用法律手段防治邪教。在国际上，防治邪教的立法大体有3种：第一种是出台专门反邪教的立法，例如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反邪教法的法国《阿布-比尔卡法》；第二种是在相关宗教法规中对防治邪教问题作出规定，如日本的《宗教法人法》；第三种是在现行立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有关反邪教的条款，例如我国在《刑法》第300条中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联合发布有关邪教组织犯罪的两条司法解释。不过，这些法规分别出现在刑法典、人大常委会决议、司法解释等不同文献，这种立法模式不利于打击邪教犯罪的执法和司法，其操作性、规范性也受到局限。比如，我国反邪教的这种立法模式主要侧重于对邪教组织的刑事打击和犯罪惩罚，但现实中邪教组织对内部成员进行精神控制、变相敛财、利用“教主”身份欺骗、诱奸等行为，仅靠《刑法》中规定的诈骗、强奸等罪责的事后追究，不足以有效防治邪教组织的泛滥猖獗和潜在危害。因此，应及时出台专门的反邪教法，为构建邪教综合防治体系提供基础制度保障。

由于社会公众多数情况下不具备识别一个新兴宗教派别是否属于邪教的能力，因此需要有权威机构对邪教进行及时鉴定和披露，从而将反邪教工作变被动应付为主动预防。

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于具有邪教倾向的组织，均采取将其划定为异端并限制相应活动的法律措施。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法国、英国等国都有相关法律。比利时划定了187个异端，德国划定了800个异端，法国划定了172个异端……通过国家专门机构来进行邪教的鉴别和公示，是国外反邪教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邪教多衍生于新兴宗教派别，因此，应重点对新兴宗教派别进行严格审查，从登记备案、活动组织、财务监督、团体自律、是否有建立严密组织和形成等级控制的情况、是否有参与反政府活动等方面进行审查。

在反邪教工作中，除了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运用公权力进行常规化监管之外，还需要建立民间公益组织合法参与反邪教工作的机制，突出社会和公众的主体地位，让社会和公众主动关心、参与反邪教，使反邪教成为一项全社会共同的活动。

相较于普通公众而言，宗教界人士更具有辨别邪教的知识。宗教是邪教的“天敌”，因此，在邪教防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该重视发挥宗教人士在反邪教方面的积极作用，构建起宗教人士参与反邪教工作的机制。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认知外在事物过程中所形成的主观文化信仰，因而它属于思想意识领域。邪教同样是衍生于思想意识领域却将人导向错误的认识、行为。因此，要加强反邪教的法律宣传教育，通过家庭、学校、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网络等途径，使普通公众正确认识邪教与宗教的区别，对于邪教有充分的了解并提高警惕，让邪教在社会中失去扎根的土壤。这也是治理邪教的根本之道。

编辑：Jacking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