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因楼顶违建问题，小区业主到业主微信群曝光邻居全套敏感信息

　　怀疑货品为假货，买家将卖家信息及投诉记录发布在交易平台

　　● 调查

　　网络平台公然售卖隐私数据，可查询身份证号、婚姻记录、外卖轨迹，甚至微信好友

　　数据明码标价，个人户籍80元，婚姻记录350元，外卖记录750元，微信好友提取9700元……

　　● 意见

　　信息黑市的活跃源于公众对信息泄露的“无感”心理

　　公众需提高警惕，不随意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敏感信息，同时掌握遭遇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途径

　　编者按

　　202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四周年之际，四川法治报联合成都互联网法庭推出系列报道，通过鲜活案例，展现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进阶之路。

　　这里有“小区微信群曝光邻居全套信息致其被骚扰”的邻里纠纷；有“抖音‘维权’公开卖家敏感信息被判赔”的网络言行边界争议；还有利用工作之便出售个人信息的灰色产业链……每一个案例都是一次警示：当我们在社交平台点击“转发”、在商家活动前填写“信息登记表”、在App弹窗勾选“同意”时，看似微小的选择，都可能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蝴蝶翅膀”。数字时代的隐私防线，从来都不是某一方单独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隐私的第一守护者。当法治的刚性约束与个体的自觉意识同频共振，个人信息保护才能真正从“法律文本”落地为“生活日常”。

　　当指尖轻触屏幕的瞬间，我们的姓名、住址、消费偏好甚至生物特征信息，正以数据形式在网络空间流动；当“刷脸”进门、“扫码”支付成为日常，“信息便利”与“隐私边界”的平衡愈发成为社会关切。

　　从邻里纠纷演变成微信群里的隐私曝光，到消费纠纷以“挂人”方式在抖音发酵，再到公民个人信息在无意间沦为商品……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今天，成都互联网法庭以案释法，揭秘数字时代隐私守护的关键密码。

　　晒邻居隐私 挂卖家信息

　　两起“维权”被判侵权

　　2022年8月，成都某小区业主李强（化名）与邻居张明（化名）因楼顶违建问题产生矛盾，本可通过物业或社区调解化解的纠纷，却因张明一怒之下将李强及其配偶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户籍地址、公司地址等全套敏感信息直接发布到数百人的业主微信群而升级。

　　李强回忆道：“那段时间每天接到几十个骚扰电话，有问贷款的、有推销的，甚至有人上门质问，我和家人一度不敢接陌生来电，正常工作生活完全被打乱。”

　　2022年12月，成都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判决张明在原微信群内向李强发布道歉声明，消除影响。

　　“张明虽因邻里纠纷产生不满，但通过公开他人身份证号、住址等敏感信息的方式维权，已明显超出必要限度。”成都互联网法庭法官吴婷说道。

　　两年后，类似的“网络维权”行为再次引发争议。2024年，原告邓某通过某交易平台向被告陈某出售卡片，陈某收货后认为卡片为假，要求退款遭拒，随即将邓某的姓名、电话、发货地址截图及平台投诉记录发布在某交易平台上，发布7条图文、视频称邓某“卖假货搞诈骗”。邓某表示：“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把这些信息挂到网上！”视频发布后，他不仅收到大量辱骂评论，甚至有同小区居民认出地址后上门询问。对此，陈某则辩称“抖音账号非本人所有”。

　　2025年8月，成都互联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法庭查明：视频中的发货截图、转账记录等均与双方交易完全对应，且这些信息只有陈某本人持有。据法官赵小凤介绍，陈某虽针对合同纠纷发声，但使用“骗子”“诈骗”等贬损性词汇，且公开他人敏感信息，导致原告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侵权，判令其删除内容、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维权必须通过合法途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即便存在纠纷，公开他人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等敏感信息，或使用侮辱性言论，都可能从‘维权者’变为‘侵权者’。”成都互联网法庭法官赵小凤说道，判断标准在于——是否超出必要限度，是否造成他人社会评价降低。”

　　80元可查户籍 查轨迹立等可取

　　当心“无感泄露”

　　近日，“7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售卖”一事引发关注。该事件源于四川冕宁县法院公开的一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决书。案件中，70余万条学生信息被多次贩卖，信息内容包括学生及家长信息、联系方式等，购买信息人员则涉及学校副校长、教育咨询机构负责人等。

　　今年3月，四川法治报“谁动了我的个人信息”系列报道揭开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个人信息黑市交易。

　　记者调查发现，名为“朝晖社工库”“巨人社工库”的网络平台公然售卖隐私数据——只需输入姓名，即可查询身份证号、婚姻记录、外卖轨迹，甚至精准提取微信好友列表。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被公众视为“隐私底线”的信息已被量化定价：“个人户籍1天出单，80元；婚姻记录1-3天出单，350元；外卖记录1天出单，750元；人身轨迹2-7天出单，5000元；微信好友提取7天出单，9700元……”

　　对此，成都互联网法庭法官助理张博进行解读，“这类黑市的活跃正源于公众对信息泄露的‘无感’心理：你以为只是填了个手机号领小礼品，实际上可能已将位置信息、通讯录等敏感数据卖给了黑产链条。而这种‘无感泄露’的源头往往看似平常，比如2024年1月至4月，梁某某为赚取推广费，加入诈骗人员‘地推’微信群，组织他人在商场、小区以‘注册送礼品’为名，诱导路人填写手机号并注册QQ账号。这些被轻松获取的个人信息，最终可能流入暗网平台，成为标价售卖的商品。”

　　“在公共平台发布视频、图文时，要仔细核查是否泄露个人隐私信息；若遭遇‘开盒’（人肉搜索）、造谣等网络侵害，切勿恐慌或删除相关内容，应第一时间通过截图、录屏固定侵权证据，包括发布者信息、侵权内容及传播情况，再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提起诉讼。”张博对此支招，从线下“地推”诱导到线上黑市交易，从无意泄露到恶意传播，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公众提高警惕，不随意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等敏感信息，同时掌握遭遇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途径，才能真正筑牢数字时代的隐私防线。

　　强制刷脸？过度收集？

　　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司法底线

　　当个人信息保护从“文字记录”延伸到“生物特征”，争议更加复杂。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小区门禁、车站安检、消费支付等领域，但“强制刷脸”“过度收集”的质疑也随之而来。

　　某野生动物园此前与消费者约定“指纹识别入园”，后单方面改为“人脸识别”，未与消费者协商便强制要求录入人脸信息。消费者起诉后，法院审理认为，动物园“单方变更入园方式，且未提供指纹等替代选项，超出原服务所需的信息范围”，构成违约；同时，人脸信息属于“高度敏感的生物识别信息”，强制收集违背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合法、正当、必要”及“明示同意”原则。最终，法院支持消费者删除人脸信息、恢复指纹入园的诉求。

　　“人脸信息一旦泄露，可能被用于精准诈骗、冒用身份等，危害远大于普通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明确将其列为‘敏感信息’，处理时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能用人脸识别的，也要提供指纹、身份证等替代方式；未经用户明示同意，任何组织不得强制收集。”赵小凤如是说。

　　案件背后

　　成都互联网法庭用“裁判+普法”守护你的隐私

　　自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以来，成都互联网法庭已审理涉个人信息侵权案件40余起，逐渐形成“司法裁判+规则指引+普法宣传”的立体保护模式：针对邻里纠纷中的信息泄露、网络平台的不当“爆料”、生物信息的强制收集等不同场景，明确“合理维权边界”“敏感信息处理标准”“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等规则；指导当事人通过“截图录屏固定侵权内容”“公证保全电子证据”等方式留存线索，破解“网络侵权易删改”的举证难题；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开展“个人信息保护进社区”活动，针对“地推陷阱”“免费WiFi盗号”等常见风险进行普法，提升公众防范意识。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四周年，既是法律落地生根的过程，也是全社会隐私意识觉醒的缩影。正如成都互联网法庭法官所言：“保护个人信息，既需要司法利剑划清红线，也需要每个网民在点击‘同意’前多问一句‘为什么’，在转发‘爆料’前多想一层‘后果’。只有法律与意识共同发力，才能让数字生活既有便利，更有安全。”

　　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