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玙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知识产权谈判，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之外建立的一个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被称为“21世纪的协议”，具有超前性、涵盖广、标准和门槛高的特点。设置高标准有其前瞻性、激励性的一面，其目的是通过法律条款、制定标准、掌握主动，占据贸易制高点。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立足国情、放眼世界，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充分运用国际规则，深度融入国际竞争和国际治理，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发挥中国作用。

　　一、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竞争的必然

　　推进和完善国际知识产权合作发展机制，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和治理的关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需要不断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健全涉外知识产权风险防控与维权援助机制等，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

　　竞争是历史的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交流加深、竞争加剧，国际知识产权合作机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TPP的知识产权内容代表了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最高标准，超出了目前的国际通行准则，实质上是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近10年的谈判中，TPP主导国通过高门槛等方式将一些国家排除在外，目的是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自身、排斥它国。国与国之间的内在利益关系决定了竞争的必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国与国之间交往加深、竞争加剧，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市场争夺、制裁与反制裁等不可避免。

　　竞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竞争既有经济总量的比拼，也有科学技术、智力创造、人口素质、发展后劲等多重因素。2022年，中国的GDP达到121万亿元（约1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具有长期性，而且还带有复杂性，有时竞争激烈、有时合作互补，竞争与合作相互转换、长期持续。任何国家与国际组织即便在某一个阶段谈判中达成共识、签订合约，也仅仅是解决短暂的危机，不可能长时间保持不变，势必根据国内利益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一旦双方或多方发展利益平衡被打破，矛盾、冲突、竞争又会“卷土重来”，陷入长期的僵持、谈判、对话、协商，双方开始新的制裁与反制裁，“贸易战”“关税战”“金融战”“知识产权谈判”等随之而来，在竞争中反复博弈，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点。

　　竞争中的合作与互补。国与国之间不仅仅只有竞争，有时合作互补甚至大于竞争，这也是保持国际关系稳定的基石。竞争源自各国内在利益，合作与互补既是潮流也是趋势。中国既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也是工业品生产第一大国。同时，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巨大的消费市场也是重要的资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无视中国完整的工业链、产业链。各国在经济社会广泛的、战略的互补性中，形成一种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的形势。

　　二、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分歧

　　大国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与人才的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既是尊重科学技术、鼓励创新创造的具体体现，也是国与国之间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手段。国与国之间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与竞争，反映出各个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

　　知识产权保护的成效与差距。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实行的是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并重的“双轨制”模式，经过近40多年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就。仅2007年至2019年短短12年时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从8万多件增长至180万多件，有效注册商标从230万多件增长至2500万多件。同时，明确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边界、加强商业秘密以及涉密信息保护、完善民事与程序救济体系、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等，有效促进了知识产权保护。既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地方政府对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够，维权成本与侵权成本不成比例；原产地标记管理混乱；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监管力度不够，区域保护严重；知识产权保护立法还不健全，人才短缺，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等等。

　　TPP知识产权保护现状。TPP的高规制、高标准、高门槛以及超前性、广覆盖、宽领域的特点，就是通过掌握行业标准制定权，占据世界贸易制高点。进入新世纪，各国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并将其上升为贸易的基本政策，知识产权法律条款越来越健全、措施越来越严厉，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维护本国利益、推动科技进步、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方式。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信息和知识将成为未来贸易的中心。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知识产权保护，谁掌握了标准制定权，谁就赢得了未来。

　　TPP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与分歧。TPP在知识产权、科学技术、高科技保护等方面设置壁垒，甚至将企业性质、管理模式作为条件，致使谈判进展缓慢、阻力重重。中国加入TPP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长期博弈，与贸易形势和贸易现状、贸易逆差等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当多边知识产权保护的谈判陷入僵局，就与知识产权问题与双边贸易协议挂钩，达到进一步提高保护水平的目的。

　　三、迎难而上才能破局前行

　　知识产权保护与竞争，实际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之争，是高科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之争，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科技实力之争。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赋予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等一系列新职能。

　　打破技术封锁，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要维护本国利益就必须打破技术封锁，把国际观、利益观体现在国际规则上。TPP过高的门槛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可以倒逼国内改革，促进我国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参与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我们既要积极加入TPP谈判，也要推动“一带一路”国家、APEC、中日韩FTA、“10 + 3”和“10+6”、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倡导多边主义、多边合作，鼓励世界各国秉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要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以邻为壑、与邻为恶，倡导科技向善理念，各国携手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新秩序，推进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国际规则和标准重构，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增强自身实力，形成科技势力均衡。实力是王道，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知识产权保护博弈，背后蕴藏着科学技术和国力的较量。“弱国无外交”，实力才是竞争和谈判最重要的砝码。俾斯麦曾说：“失败是坚忍的最后考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国与国之间的科技竞争，实力是最重要的保障，是谈判的压舱石。实力不均衡的谈判即使达成成果，也势必是实力薄弱方利益受损或妥协，不可能公平公正。要确保在知识产权保护博弈中获得应有利益，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加大话语权，不以损害自身利益为条件达成谈判成果。为打破科技垄断和科技霸权，我国把科技强国作为国家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攻坚的制度优势，坚持以创新立国、改革强国，抓住新一轮科学技术重大变革机遇，抓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和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智能智造等发展机遇，深入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聚焦战略性、关键性领域，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做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瓶颈和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化挑战为机遇、化竞争为动力，实现新经济、新科技的大发展。加强自身科技实力、参与世界竞争既要讲究方法，也必须注重策略，一个国家不可能囊括产业链、供应链的全部要素，既要紧盯世界科技潮流，又要充分发掘优势，换思维、换理念、换赛道实现科学技术“换道超车”，重点在新能源智能汽车、人工智能、量子通信、超导材料等领域实现突破，通过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在世界产业链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科技势力制衡。

　　加强科技合作，形成良性互动。国与国之间，对抗没有出路，和则两利、斗则两害。当前，世界上主要贸易产品不再由单一国家、单一地区的企业生产。一件商品往往由几十个国家、几百家企业和上万个零部件组合而成，分工与合作并存，试图脱钩既没有出路也没有可能。例如，波音、苹果等产品，由世界数十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参与零部件供应。各国必须在相互尊重、彼此照顾利益关切的基础上，摒弃对抗围堵、“零和博弈”的旧思维，通过有效合作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特别是要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积极主动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合作的前提下也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维护和健全共商共建共享的知识产权全球治理体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间的竞争与合作既不可避免也不能破裂，代表着国际发展的趋势和未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之争既是大国政治博弈，也有经济领域竞争因素，更是争夺世界制高点的大国逐鹿，我们只有赢得科技竞争的先机，才能勇立世界发展的潮头。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