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欣璐

　　本期嘉宾

　　刘 秀 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曾林刚 四川澳南律师事务所主任

　　代 瑶 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梅安石 四川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11月25日，最高检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全国妇联副主席葛晓燕在最高检召开的“依法惩治家庭暴力犯罪，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随着社会交往方式的多样化，检察机关依据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精神，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对受害者的保护更加立体全面。

　　针对最高检发布中提出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记者联系到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刘秀、四川澳南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林刚、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瑶、四川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梅安石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据介绍，此次发布实际是一种态度鲜明的表态，无论加害者与被害人是否有婚姻关系，施暴就是违法；无论遭遇的是精神暴力还是肉体暴力，法律永远为弱者撑腰。

　　典型案例>>>

　　同居女友被精神虐待后自杀 施暴者被判虐待罪

　　当日，为进一步增进全社会反家暴共识，凝聚反家暴合力，有效预防、有力震慑家庭暴力犯罪，引导、支持家暴受害者依法维权，最高检发布了5件典型案例，其中一例发生在同居关系中的虐待案引发广泛关注。

　　2021年12月，马某某与女友苗某（殁年25岁）确立恋爱关系。自2022年1月至12月间，二人租房共同生活，并与对方家长见面、参加对方家庭聚会，有结婚意愿。

　　马某某经常以没有安全感为由制造苗某的“亏欠感”，以出轨、分手相威胁，要求苗某不要出差、删除其他异性微信、及时向其报备等，限制苗某个人发展和人际交往，对苗某进行情感操纵、孤立和控制，且长时间、持续性对苗某进行辱骂、无端指责、肆意污蔑。

　　2022年4月，马某某因担心分手，不准苗某出国进修，并长时间辱骂、贬损苗某，苗某吞食安眠药物自杀，后被送医救治。

　　2022年8月，苗某发现马某某出轨后，再次吞食镇静类催眠药物自杀，被送医救治。

　　2022年12月10日晚，马某某与朋友在酒吧喝酒时，因对苗某与同学在外聚会不满，通过微信长时间辱骂、贬损、指责苗某，致使苗某精神崩溃，于12月11日凌晨吞食药物自杀，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经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立案侦查并提请批准逮捕，2025年1月10日，临沂市兰山区检察院以虐待罪依法对马某某批准逮捕，2月24日依法提起公诉。5月9日，临沂市兰山区法院以虐待罪判处马某某有期徒刑3年2个月。

　　专家热议>>>

　　五大焦点！解码“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

　　●焦点一：“共同生活基础事实”如何认定？关键证据有哪些？

　　“法律上并未对‘共同生活基础事实’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从主流观点和司法实践来看，‘共同生活基础事实’可以先从三方面去考虑：共同组建家庭的意愿、经济与精神的相互依赖、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梅安石表示，认定需主客观统一，并结合社会一般观念。他进一步列举关键证据：要证明“家庭指向性”，可以梳理谈论婚嫁的聊天记录、婚纱照、订婚彩礼凭证、双方父母认可证据及其他证人证言；要证明“经济与情感共同体”，可以选择联名账户、共同支付大宗消费记录、长期情感关怀通讯记录；要证明“持续性与稳定性”，可选择长期租房合同、同地址账单、物业公司工作人员、邻居证言及日常共同消费记录。

　　对此，代瑶也说道，证明“共同生活基础”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例如共同居住的租赁合同、日常出入监控、社交媒体生活痕迹、物业登记的同住人、亲友证言等，以还原双方稳定且连续的“同居”状态。

　　●焦点二：精神虐待难举证，如何固定“隐形伤害”？

　　“精神虐待的认定需满足持续性、经常性及情节恶劣性，需结合行为方式、持续时间、后果综合判断。”梅安石表示，实践中可通过六大策略固定证据：采用时间戳等方式固化微信、短信记录；家中监控或手机拍摄施暴行为；保存施暴方保证书、承诺书；整理受害人日记、医疗记录；收集亲友、邻居证言；留存报警、调解记录。“这些证据链能直观呈现‘软暴力’的累积伤害。”梅安石说道。

　　代瑶补充道，在现行司法实践中，以下证据具有关键价值：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侮辱性通讯记录，受害者就医的精神诊断证明，第三方证人关于社交隔离的证言，以及加害者书面威胁材料。

　　●焦点三：案例中，被告人获刑“3年2个月”，量刑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案例发布后，“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3年2个月”的结果引发了不少网友关于“重罪轻判”、法院在“和稀泥”的热议。针对“重罪轻判”争议，刘秀从专业角度释疑：其一，虐待致人死亡最高只能判处7年有期徒刑，本案量刑未明显偏离；其二，马某某行为与苗某死亡虽有因果关系，但苗某直接死因为自杀，非直接暴力致死；其三，马某某当庭认罪认罚，属法定从宽情节；其四，婚前同居关系的紧密性、稳定性、依赖性等和婚姻关系有区别，将其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是基于扩大解释，法院量刑时可能因此酌情考虑。

　　“法院认定马某某构成虐待罪，而非更重的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致死），这是量刑的前提。”曾林刚表示，从犯罪构成来看：虐待罪的核心是家庭成员间的长期、持续性精神或身体虐待，且被害人死亡与虐待行为需形成间接因果关系；而故意杀人罪要求行为人具有直接杀人故意，故意伤害罪（致死）要求直接暴力行为导致死亡结果，本案均不满足后两罪的主观和客观要件。此外，苗某的死亡结果系自杀导致，而非马某某的直接加害行为。虽然虐待行为是引发自杀的关键诱因，但刑法对间接因果关系的量刑评价，与直接因果关系的评价（如殴打致死）存在差异，法院会综合考量虐待行为对自杀结果的影响力、被害人自身意志因素等，最终确定量刑幅度。

　　●焦点四：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有哪些惩戒措施？

　　对此，曾林刚解读道，加害人若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将给予训诫，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甚至可能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

　　“新修订的反家庭暴力法虽扩大保护令申请范围，但‘执行难’仍然存在。”刘秀介绍，依据该法第三十四条，违反保护令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未构成犯罪的，可处训诫，或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但现实中存在三大短板：取证难致执行率低、处罚力度弱（罚款低、拘留少）、刑事追责滞后（全国首例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入刑案2024年才出现）。对此，律师可发挥关键作用：申请阶段协助收集施暴证据；执行阶段固定违反保护令证据，推动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对反复违反者，协助被害人刑事控告。“律师是连接受害者与公权力的桥梁，能提升保护令‘长牙带电’的威慑力。”刘秀表示。

　　●焦点五：基于“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认定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民事、刑事领域中“家庭成员”的概念将迎来更广泛的变革？

　　“这绝非特例，而是我国‘家庭成员’概念变革的先声。”梅安石说道，这一转变有三重深意：一是法律对社会多元化的回应，从“重形式”转向“重功能”，即实质具备家庭特征的均受保护；二是家暴领域因紧迫性成为变革“试验田”，本案为其他领域提供判例支撑；三是将产生涟漪效应，未来民事（如同居财产分割、继承）、刑事（如遗弃罪）等领域的“家庭成员”认定，均可能趋向实质判断。“这是法律向实质公正与人文关怀演进的重要标志。”梅安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