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山

　　中央党校办公楼门前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座灰色花岗岩雕像，名为“战友”。那正是扶膝正坐的马克思与其身侧抱手于胸、抚须而立的恩格斯，二人一坐一立，一正一辅，自然和谐，神态安详。身后那棵青翠挺拔、枝叶繁茂的高大雪松，仿佛在昭示着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

　　再次来党校学习，心有所感，便填了一首《沁园春·战友雕像》——

　　开辟鸿蒙，万物相交，贵在遇知。看凌寒傲雪，苍松翠柏，扶风映日，荷泮莲池。蝶舞春花，蜂萦夏蕊，秋蕙经霜恋旧篱。残冬后，问梅魂何往，兰叶葳蕤。

　　长亭杨柳依依，念管鲍之交世所稀。正茅庐三顾，情同鱼水，桃园一拜，义比金石。流水高山，余音未杳，伯牙绝琴祭子期。凭谁问，对并肩战友，当赋何辞？

　　何为战友？通常而言，是指在一起战斗或一起服兵役的人。既有“或”字居中，则战友便不专指军旅同袍。其情感内核，当是包含生死托付的信任、荣辱与共的团结，以及超越血缘的兄弟情义。如马恩这般，其战友情是为理想、信念、信仰而生，超越了生死、荣辱、血缘、金钱及一切世俗利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伟大情谊，堪称人类友谊的至高典范。对此，恩格斯本人用行动作出了最深刻的诠释。

　　在党校听《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课时，老师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回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紧接着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而不叫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这是马克思逝世后，人们关心并多次询问恩格斯的问题——因为恩格斯对这个体系的贡献太大了。对此恩格斯曾解释：“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除了众所周知的合著《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伟大的《共产党宣言》，除了他为了支持马克思的研究而作出的巨大牺牲——被迫中断了自己心爱的理论研究，去从事他不喜欢的商业活动近二十年以资助马克思，更令人动容的是，在马克思逝世后，他在独自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硬是花费了整整11年时间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的最后两卷。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资本论》上，命名在主义上也是理所当然的，但他拒绝了。这是伟大的谦虚，是无比崇高的品格，是对战友及其事业极致的忠诚、尊重与爱护！所以马克思曾对同事说：“恩格斯，您应当把他看作是我的第二个‘我’。”这超越了“把背后放心地交给对方”，这是“我的背后是另一个我”——这才是战友该有的样子。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历经血与火考验的战友情，亦坚逾金石，历久弥新。

　　毛泽东和朱德，汇聚于井冈山的旗帜下，共同创立了工农红军，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停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方针，开辟了中央苏区。从此“朱毛”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事业处于低潮，离开红军时，朱德说：“我同意把毛泽东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就过不了冬。”长征途中，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朱德毫不退让，明确表示道：“朱毛，朱毛，人家都把朱毛当作一个人，朱怎么能反对毛呢？你们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割不断我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十分感动，用两句话高度称赞了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文革”时，在江青的指使下，某些人准备批斗朱老总。听闻此事，毛主席明确指示：“朱德还是要保的！”震慑住了宵小之辈。

　　“刘邓大军”名满天下，刘伯承、邓小平这对中国革命的“双子星”也是中国革命史上密切合作的典范：在重大军事决策中，两人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刘伯承以军事指挥见长，邓小平侧重政治工作，两人分工协作，形成“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独特工作模式。周恩来曾评价他们“一个善于战略谋划，一个善于具体执行”。偶有分歧，两人都始终以事业为重。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哪个意见对就采纳哪个，并肩完成使命。”从建立抗日根据地，到千里跃进大别山，再到解放大西南，并肩作战长达13年，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李达（原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曾公开表示“刘邓两人始终亲密无间，这两个字中间甚至放不下一个顿号”。1986年刘伯承病逝后，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是两人深厚情谊的直接体现。

　　战友与朋友不同。战友是同志，朋友却未必。同志是指志同道合的人。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我们党的“同志”不是白叫的。马恩、朱毛、刘邓，是朋友，更是同心同德的同志。他们并肩为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又是战友。理想不变，信仰不变，初心不变，所以他们的友谊始终如一，这种战斗情谊，不是“朋友”二字所能承载的。

　　在中国，俞伯牙钟子期的“知心之交”、廉颇蔺相如的“刎颈之交”、刘关张的“生死之交”千古流传。还有“管鲍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忘年之交”“莫逆之交”书于青史，令人向往。因为他们同心又同德，不因地位、经历、年龄的差异而动摇。但也有中途分道扬镳，刀枪相向、暗箭伤人的，如庞涓与孙膑，李斯与韩非。更有初为战友，并肩作战，一旦胜利却“插朋友两刀”的，如汉高祖刘邦的战友们纷纷凋零，明太祖朱元璋的战友们百不余一。究其根本，在于他们所图之事，乃一人一姓之江山私利，而非天下为公之伟业。利益之争，终会吞噬昔日情谊，致手足相残。相比之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已算得上“仁慈”了。

　　共产党人的事业迥然不同，它是为着全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为着这个伟大目标而并肩奋斗的先锋队员们，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是同心同德的同志，更是生死不渝、历久弥坚的战友！

　　正因如此，我尤为赞赏列宁对马恩友谊的评价：“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因为他们是战友。

　　（作者单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