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围绕“奥姆真理教”事件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日本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展开了持续二十余年的研究。各种研究揭示了“奥姆真理教”的邪教特征，即在思想理论上对传统宗教理论进行杂糅与恶用，在内部结构上存在等级体系、个人崇拜与精神控制，在社会活动中贪婪地追求经济政治利益。研究还对“奥姆真理教”产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将其归结为日本的社会体制、宗教监管的缺位、追求精神性的社会风潮、媒体的猎奇性报道和学者的错误解读等多方面因素。此外，日本社会各界结合“奥姆真理教”事件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个人层面的警惕与防范和社会层面的宣传与帮扶等应对之策并付诸于实践，对我国的反邪教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 键 词】日本  “奥姆真理教”  麻原彰晃   邪教  反思

　　【作者简介】黄绿萍，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

　　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作为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邪教团体之一，自成立以来持续制造了杀人、监禁、抢劫、盗窃等多起恶性犯罪事件，并于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地铁三条线路内实施了沙林毒气袭击，造成13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这也成为日本战后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直到2018年7月，教主麻原彰晃 及其他12名死刑犯全部被处以绞刑，对“奥姆真理教”的漫长审判才彻底结束。围绕“奥姆真理教”事件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日本社会各界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展开了持续二十余年的研究。宗教学界方面，岛薗进的《“奥姆真理教”的轨迹》（1995年）、《现代宗教的可能性——“奥姆真理教”与暴力》（1997年）、岛田裕巳的《“奥姆真理教”——宗教为何产生恐怖主义》（2001年）、大田俊宽的《“奥姆真理教”的精神史》（2011年）、中岛尚志的《“奥姆真理教”为何不会消失》（2015年）、宗教信息调查中心编著的《信息时代的“奥姆真理教”》（2011年）、《验证““奥姆真理教””——其内与外的界线》（2015年）等论著对“奥姆真理教”的思想理论、团体构造、发展历程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除了宗教学界的关注，记者江川绍子的《救世主的野心》（1991年）、《追踪“奥姆真理教”2200天》（1995年）、《“奥姆真理教”事件为何发生——灵魂的囚徒》（2006年）、作家村上春树的纪实文学《在约定的场所 地下2》（1998年）、记者濑口晴义的《“奥姆真理教” 虚伪的救济》（2019年）等通过对信徒或原信徒的近距离跟踪参访，以不同的视角展示了“奥姆真理教”的真实形态。此外，作为当事人的原信徒也出版了诸多手记和回忆录，如“奥姆真理教”受害对策辩护团律师泷本太郎和原信徒永冈辰哉编著的《从思想控制中逃脱——“奥姆真理教”离教者的体验》（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现行犯林郁夫的《“奥姆真理教”与我》（1998年）、后续团体“光之轮”的负责人上祐史浩的《“奥姆真理教”事件第17年的告白》（2012年）等详述了信徒入教和被洗脑的过程，以内部视角揭露了“奥姆真理教”的累累罪行。“奥姆真理教”审判也是日本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记者江川绍子的《““奥姆真理教””审判旁听记》（1997年）、记者降幡贤一的《“奥姆真理教”法庭》（1998年）、《“奥姆真理教”审判与日本人》（2000年）、作家佐木隆三的《“奥姆真理教”法庭连续旁听记》（1996年）、《没有大义的恐怖分子——“奥姆真理教”法庭的16个被告》（2002年）等著作详细记载了对麻原彰晃审判的过程，对于厘清犯罪事件的全貌，探究犯罪事件的本质有重要价值。

　　本文试聚焦日本社会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反思这一主题，归纳日本社会各界对“奥姆真理教”邪教特征的剖析，对“奥姆真理教”产生发展的原因探究以及对邪教应对之策的思考，以期待为我国的反邪教工作提供参考。

　　一、对“奥姆真理教”邪教特征的剖析

　　作为最具代表性的邪教团体，“奥姆真理教”具有怎样的邪教特征是日本社会关注的课题之一。各种研究主要从思想理论、内部结构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对“奥姆真理教”的邪教特征展开了深入剖析。

　　（一）思想理论——对传统宗教理论的杂糅与恶用

　　“奥姆真理教”的思想理论纷繁复杂，对此诸多宗教学者进行了梳理与解读，揭示了“奥姆真理教”对传统宗教理论的杂糅与恶用。关于“奥姆真理教”思想理论的内涵，岛薗进从纵向发展的视角概括性地指出，早期麻原彰晃从阿含宗习得了瑜伽的理论和实践后，基于自身体验开始强调“解脱”与“领悟”的思想，之后过渡到“救济”的思想并逐渐强化“尊师(Guru)”信仰，后期提出各种末日预言和拯救计划，其思想理论根据现实状况不断变化更新。岛田裕巳将“奥姆真理教”的教义归纳为以教主麻原彰晃的修行体验为基础，以原始佛教、原始瑜伽和密教经典为参照，主要由小乘、大乘、真言秘密乘和金刚乘四部分构成，并混杂了基督教的末世论和各种占星术、古埃及的宗教、古神道等内容，整体上如同“打翻的玩具箱”。宮坂宥胜的评价则更加严厉，认为“奥姆真理教”的教义不过是融合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等小乘佛教、印度大乘佛教、藏传佛教的小部分、不纯的印度教、带有密教特色的阿含宗（即所谓的“桐山密教”）的残渣、基督教的末世观（即《圣经·启示录》中的“末日战争”）以及部分中国哲学思想形成的无体系的大杂烩。对于“奥姆真理教”对传统宗教理论的吸收网罗，学界普遍认为“奥姆真理教”利用各种宗教经典将自身的反社会行为正当化。藤田庄市指出，麻原彰晃在说法的过程中根据需要对宗教理论进行肆意曲解，如将藏传佛教中原本意为“引领死者的灵魂前往高层次世界”的“颇瓦（Phowa）”解读为出于救济目的的杀人，将佛教中原本意为舍掉分别执著之心的“舍无量心”解读为无视受害者的痛苦和社会的批判，这样的教义为“奥姆真理教”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了宗教性的理由。中岛尚志也指出，麻原彰晃以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为蓝本编写的教义《真言秘密金刚乘（Tantra Vajrayana）》中存在肯定偷盗、杀人、不伦等行为的内容，这正是麻原彰晃为包容杀人行为而进行的与自身宗教体验无关的理论武装。基于此，日本警视厅也将“奥姆真理教”的该教义称为“杀人教义”。学界的研究揭示了“奥姆真理教”看似广博精深的思想理论实则是现实需求下对各种传统宗教理论的杂糅，而非某种发展或深化，且“奥姆真理教”通过肆意曲解宗教经典以维护自身的反社会行为，其思想理论同时也是对传统宗教理论的恶用。

　　（二）内部结构——等级体系、个人崇拜与精神控制

　　对于“奥姆真理教”的内部结构，记者、原信徒和学者从不同视角揭露和分析了“奥姆真理教”内部存在的等级体系、个人崇拜与精神控制。记者降幡贤一和江川绍子调查发现，“奥姆真理教”内部存在明确的“阶级”与“金钱与积分的体系”，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和对麻原彰晃疯狂的个人崇拜。原信徒在访谈和回忆录中也有诸多对“奥姆真理教”内部形态的描述。波村秋生在接受村上春树采访时表示：““奥姆真理教”那地方，不上层次就什么也谈不上，而要上层次，就要有相应的钱。上到一定层次才能向麻原彰晃 提问”，“麻原彰晃走路的时候，信徒赶紧把自己穿的衣服铺在地上，让他在那上面走”。永冈辰哉在离教的经验谈中写到，“奥姆真理教”采用多种手法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包括“故意隐瞒“奥姆真理教”的身份传教、隔断信息、睡眠不足、营养不良、告白、反复视听影像、录音、真言和经文，还有被囚禁、注射药物等”。林郁夫在手记中写到：“感觉不到个体拥有思考意识去思考问题的必要性，最终变成了所有人成为一个整体、眼望一个方向的状态”，“生活在‘麻原彰晃的世界’里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拒绝麻原彰晃的指示”。这些原信徒通过自身经历，从当事人视角展现了“奥姆真理教”内部的等级体系、个人崇拜与精神控制的真实情况。

　　在厘清“奥姆真理教”内部结构实态的基础上，学界也对“奥姆真理教”个人崇拜和精神控制的机制展开了探究。关于对麻原彰晃的个人崇拜，社会学者水垣源太郎认为，“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和麻原彰晃之间形成的“卡里斯马（Charisma）” 性质的关系超越了教团组织的规则和教义的理念，导致信徒产生过激的“卡里斯马”主义观念，以至于只认可麻原彰晃的“卡里斯马”权威，将与麻原彰晃的关系作为唯一的规范。宗教学者高岛淳指出，“奥姆真理教”的出家制度将麻原彰晃看作拟制家族中的拟似父亲，弟子像幼儿一样坚信父亲的无误性。每次父亲犯错，信徒就构建出某种理论证明其并非错误，以至于积累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水垣和高岛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奥姆真理教”内部个人崇拜的形成。在精神控制的研究方面，社会心理学者西田公昭将“精神控制”定义为“他人为达成组织的目的，在本人没有察觉到受他人影响的情况下，一时性地或永久性地影响并操纵个人的精神过程（认知、情感）和行动”，并指出“奥姆真理教”信徒的犯罪行为是通过将残酷且非日常化的生活习惯化这样一种心理操作，使信徒将意志决定权委托给教主，并对犯罪行为被赋予的各种意义产生条件反射的结果。宗教学者平野直子通过对教团内部使用的教材进行分析，发现“奥姆真理教”要求所有信徒不加怀疑的接受和记忆麻原彰晃的言论，追求思想上的统一化。宗教学者碧海寿广也在对麻原彰晃的说法录音进行分析后指出，麻原彰晃对于教团以外的人侧重于讲述末世论和“奥姆真理教”的世界观等冲击感较强的内容，对于出家信徒和直系弟子的说法则有更多人格控制的成分。对于西田等学者主张的“精神控制论”，樱井义秀、大田俊宽等宗教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不能将信徒的行为简单归结为教主的精神控制。尽管存在争议，精神控制的相关研究对于理解“奥姆真理教”及其他邪教团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制，以及探讨相应的应对策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三）社会活动——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贪婪追求

　　诸多记者、原信徒和学者在书作中也对“奥姆真理教”的各类社会活动展开分析，揭露了“奥姆真理教”对经济政治利益的贪婪追求。经济活动方面，记者江川绍子系统列举了“奥姆真理教”数量繁多又费用高昂的各种敛财名目，包含会员费、瑜伽课程费、讲座费、仪式参与费用等，并指出“奥姆真理教”为此建立起向无力支付费用的信徒贷款的机制。记者濑口晴义全面盘点了“奥姆真理教”涉足的商业领域，涵盖电脑销售、房地产、出版、餐饮等多个产业。由于从业的信徒几乎是无偿劳动，所有产业均取得了较高的收益。原信徒高桥英利则以亲身经历控诉“奥姆真理教”对信徒的盘剥和压榨：“不少在家信徒为支付PSI（彻底拯救仪式）的费用卖掉自己拥有的土地，没有钱的不惜去借钱。有人甚至要靠教团来偿还债务，或者直接跟教团借钱，结果为了还钱不得不在教团经营的公司工作。教团的公司工资很微薄，要偿还1000万日元的债务绝非易事。他们就这样被教团牢牢拴住，圈养至死”。政治活动方面，“奥姆真理教”曾于1989年结成政党“奥姆真理教”真理党，并于次年参加了日本众议院选举，试图向政界进军。对此，“奥姆真理教”原干部早川纪代秀指出，“奥姆真理教”在宗教法人认定和一系列建设计划推进过程中感受到的行政阻碍使麻原彰晃认识到政治力量的必要性。宗教学者岛田裕巳认为，“奥姆真理教”的一系列犯罪源于隐瞒信徒修行中死亡的事件，为了防止这个秘密泄露，“奥姆真理教”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犯罪，最终将进军政界作为隐瞒所有罪行的手段之一。这些对“奥姆真理教”经济政治活动的分析揭露了“奥姆真理教”在宗教的外衣之下贪婪地追求世俗的金钱与权力，体现了邪教团体的典型特征。

　　二、对“奥姆真理教”产生发展的原因探究

　　在剖析“奥姆真理教”内部特征的同时，日本社会也在反思“奥姆真理教”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可以总结为日本的社会体制、宗教监管的缺位、追求精神性的社会风潮、媒体的猎奇性报道和学者的错误解读等五个方面。

　　（一）日本的社会体制

　　诸多研究将“奥姆真理教”形成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日本特有的社会体制。作家村上春树认为，“奥姆真理教”吸收的是从日本社会主系统（main system）中滑落的人，这是因为日本社会不存在接收这些人的副系统（sub system）。只要这一本质性缺陷不变，作为吸附体的“奥姆真理教”性存在就可能还要登场。原信徒上祐史浩指出，“奥姆真理教”与日本帝国（1989-1945）有许多共通之处，不仅体现在自爆战争、自爆袭击的行为上，还体现在这种行为背后尊神与统治天下的宗教性思想上，且在信息管控、仇视美国等方面也十分相似。宗教学者中岛尚志则将“奥姆真理教”与战后的日本相类比，认为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像“奥姆真理教”那样把战后日本的缺点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对此，美国学者也有类似观点，丹尼尔•梅特罗（Daniel Metraux）认为日本的年轻人处于一个无处逃避的高度整齐划一的社会，而“奥姆真理教”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协调的没有压力的社会，这正是“奥姆真理教”聚集了大量信徒的原因，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也指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国家神道为“奥姆真理教”的尊师信仰提供了先例。以上研究一方面揭示了日本社会的“划一性”、“排异性”等特点促使一般人走向“奥姆真理教”，即“奥姆真理教”是人们出于对社会的不满并为弥补现实的不足而创造出的理想国，另一方面也阐明了日本的社会体制为“奥姆真理教”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基础，“奥姆真理教”具有的个人崇拜、独裁专制、极端排外等特质都在过去或现在的日本社会体制中都有所体现，即“奥姆真理教”本身又是日本社会的缩影。

　　（二）宗教监管的缺位

　　有学者和法律界人士指出日本宗教监管的缺位为“奥姆真理教”的壮大提供了条件。宗教学者樱井义秀认为，过于宽松的宗教监管环境促进了“奥姆真理教”的成长。依据1951年出台的《宗教法人法》，无论是尚未获得还是已经获得宗教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只要不涉及明显违背公共福祉的组织型犯罪，教团就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且只要宗教法人的申请要素（教义、信徒、规则等）齐全，监管部门就必须予以认证。正是这种适宜宗教团体创立和发展的状况，使得“奥姆真理教”能够同其他教团一样自由地开展传教和教化等活动。律师纪藤正树也结合自身对抗邪教（cult）的经历指出，在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发生前，邪教在日本不受法律和社会监管。1995年以后，尽管法律上对于邪教的规制尚不完备，但社会的审视变得严厉，大型邪教变得难以登场。此外，律师泷本太郎批判警察机关出于先入为主的观念（宗教性善论）未能有效发挥监管职能，在调查“奥姆真理教”一系列犯罪事件的过程中麻痹懈怠、错误频出，导致恶性事件不断升级。基于“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教训，日本政府迅速修订了《宗教法人法》，强化了事后监督、信息公开和认证审查等内容，从国家层面加强了对宗教法人的监管。

　　（三）追求精神性的社会风潮

　　也有学者和原信徒认为“奥姆真理教”的产生源于追求精神性的社会风潮。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超自然热潮，超能力、灵异、UFO等电视节目大受欢迎，各种末日预言盛行。宗教学者渡边学指出，“奥姆真理教”的产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强调个性和精神性，从追求物质转向追求精神的社会背景。宗教学者岛田裕巳评论道：““奥姆真理教”最大的魅力就是提供了神秘体验的修行方法和进行实践的场所。信徒中有很多年轻人，其中不乏高学历的人。从泡沫经济时代开始直至结束，他们无法跟从金钱至上的时代潮流，并对其产生了虚无感。”宗教学者中岛尚志指出，“奥姆真理教”为脱离俗世、追求内在世界而创立的出家制度和瑜伽技法，正是吸引年轻人加入“奥姆真理教”的魅力所在。在原信徒林郁夫的手记中也能看到，其入教的动机里含有对物质社会的怀疑和否定：“人忙于追求地位与名誉、金钱和快乐，却忽略了生而为人的宝贵。像虫子和动物一样追求眼前的一时之乐，然后坐等老死”，而““奥姆真理教”正是要传达释迦牟尼的教诲，告诉人们还有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奥姆真理教”在日本追求精神性的社会风潮中应运而生，其创造的修行世界迎合了当时人们追求精神性的需求，因而得到诸多信徒的加入和追捧。

　　（四）媒体的猎奇性报道

　　在“奥姆真理教”的成长过程中，媒体的猎奇性报道助也被认为是助长“奥姆真理教”扩张的因素之一。针对《姆（MU）》等日本国内的超自然类杂志早期对麻原彰晃的超能力、末日预言和理想国观念等内容的宣传报道，宗教学者藤田庄市认为：“尽管《姆（MU）》的编辑人员和大部分读者都不会相信，但肯定有少数人相信它是真实的。当这些人成功的从社会环境中吸取到养分的时候，就会形成真实的超自然性的宗教团体，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奥姆真理教””，肯定了杂志媒体在“奥姆真理教”信徒转化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麻原彰晃多次出演电视访谈节目和娱乐节目的情况，记者江川绍子指出部分电视台邀请麻原彰晃和其他干部参加节目，但却被“奥姆真理教”利用，使电视台成为“奥姆真理教”进行自我宣传的平台。宗教学者小岛伸之也认为，在麻原彰晃早期参与的综合性电视节目中，由于电视台难以拒绝“奥姆真理教”的各种强硬要求，结果导致电视节目沦为“奥姆真理教”进行自我辩护的手段。NHK特别采访组成员中村直文反省说：“媒体一直疏于传播受害者的声音，总是抱着猎奇的态度在报道。兴趣昂然的展示麻原彰晃空中漂浮的照片，让麻原彰晃登台露面，播放他们的说辞，结果促进了教团的扩大。”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以后，媒体尤其是影响力较大的电视媒体中止了所有与超能力相关的综艺节目，并不再对任何宗教团体做出可能产生宣传效果的报道，可以说是从“奥姆真理教”报道中吸取的巨大教训。

　　（五）学者的错误解读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部分学者对“奥姆真理教”的错误解读为提升“奥姆真理教”的社会形象和知名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宗教学者塚田穗高、平野直子指出，有多位学者在访谈、投稿或出演的电视节目中拥护或积极评价“奥姆真理教”，为提升“奥姆真理教”的社会知名度助了一臂之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泽新一、山折哲雄和岛田裕巳三位宗教学者，三人对“奥姆真理教”的真实状况缺乏充分的调查和验证，忽视了“奥姆真理教”本身具有的危险性和特殊性，向社会传达了错误的宗教信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后，这些学者受到社会的强烈批判，纷纷做出辩解，岛田直言被“奥姆真理教”蒙蔽。对此，宗教学者岩田文昭分析认为，中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错误认知“奥姆真理教”的“反社会性”，并出于轻文本重体验的研究观念将“奥姆真理教”对宗教文本的“误读”正当化，而岛田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受到与麻原彰晃的亲密关系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丧失了客观性的立场，从而不断被“奥姆真理教”利用。基于“奥姆真理教”研究问题上的失败，宗教学者井上顺孝指出研究者务必开展绵密的调查，并充分考虑自身言论对当事人和社会的影响，宗教学者伊藤雅之提出对于“奥姆真理教”这种利用研究者进行宣传，欺骗研究者，其教义与实践相背离，且无法通过解读教团内部语言来理解教团全貌的情况，宗教学上重视内在理解的研究范式是行不通的，反映了学界对于研究者的研究姿态和邪教研究范式的反思。

　　（未完待续）